见他表情郁郁，徐阶轻叹口气，放缓语气道：“好好跟他谈谈，告诉他朝廷的态度，像他这样的功臣，不管做过什么错事，只要能回头是岸，朝廷会既往不咎，给他个体面收场的。”

沈默默默点头道：“我知道了……”

“把手头的差事交代一下，”徐阶起身相送道：“圣旨也就在这两天下来。”说着拍拍他的后背道：“去吧。”

“是。”沈默轻声道。

心事重重的离开了西苑，沈默坐在轿子里，一阵阵气闷，便掀开轿帘，傍晚那冷冽的空气便直灌进来，这才感到振奋一些，但面上的表情，仍然十分严峻，现在身边没别人，他也不用掩饰内心的沮丧——并不是为胡宗宪难过，而是为东南日后的局势担忧。

沈默与胡宗宪，虽算不上肝胆相照，但至少是惺惺相惜，互为臂助——在抗倭大业上，沈默全力配合胡宗宪，能做的、不能做的，该做的、不该做的，他统统都做了；这些胡宗宪也看在眼里，明白他沈拙言是个什么样的人，所以对沈默在东南的许多布置，从来睁一眼闭一眼，尤其是后期，在经济方针上，全盘接受沈默的意见——陆续开放了上海、泉州、广州等五六个外贸港口，保护工商业自由发展，解除东南的户籍限制，大量吸收北方劳动力等等……一系列开明的举措，在东南总督空前的权威下，有力的执行下去，使饱受战乱的江南大地，迅速恢复了生机。

那些因为抗倭而损失的财富，重新聚集起来；从上到下，各阶层的人们都充满了希望，可以说，一切都往好的方向发展，而不好的东西尚未孳生，江南眼看就要进入一个伟大的复兴年代了。

但这火热发生的一切，并不能让远在北京城的老爷们感到兴奋，他们只关注遭灾、遇难，民不聊生的省份和地区，因为如果对这些地方听之任之，很可能会爆发危及社稷的灾难；而对于能过得下去的地方，他们却兴趣缺缺……比较帝国君臣对江南倭乱前后截然相反的态度，便知道此言不虚。

究其原因，首先是整个帝国统治阶级的思维，仍然停留在‘得过且过’上，他们的最高追求是可以长久的坐稳江山，享受特权；然后是……雄才伟略的太祖爷，终究不能摆脱他自身的局限性，以小农意识架构了帝国的政权，大明二百年已经反复证明，他那套想要让大明长治久安的东西，已经成为勒在帝国颈项上的吊索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勒越紧，几乎要害死他亲手缔造的国家了。

这绝不是诬蔑，首先因为缺乏对中央财政的正确认识，朱元璋片面的认为，将地方的钱粮集中到中央，然后再由中央分配下去，属于脱裤子放屁，多此一举，所以把财税大权下放，各省只需每年上缴一部分国税，可供国家机器维持运转即可。其余的地方财政支出、以及驻军粮饷的供给，全由各布政使司就地解决，不需要再解送国库。户部了沦为全国的会计部门，只能在账面上指手划脚；国库中除了每年那干巴巴的几百万两银子，便再没有什么进项，哪怕南方富得流油，也不影响太仓里饿死老鼠。

但更重要的原因，是朱元璋对商业的作用缺乏认识，在对待商业的国策上，充满了倒行逆施——纵观中国历史，虽然一直有农本商末的看法，但从汉唐到两宋，商人的地位还是在不断上升的，商业在国民经济的重要性，也越来越高，到南宋时，甚至已经取代农业，成为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，哪怕是异族入主中原的辽金元朝，商业也同样兴盛发展。

其实商业的本质在于流通，除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外，兴盛的商业还必然会为整个民族，注入开放、进取、自由的风气，所谓流水不腐、户枢不蠹，国家是不会变得死气沉沉的。

但小农出身的朱元璋，看不到商业带来的好处，而只看到这种流动对小农静态经济的冲击——因为他的家庭，是在一次次的社会波动中，由自耕农沦落为佃农，由佃农而终于几乎全部饿死的。也许是同年的经历过于惨痛，使他终生都在追求一种稳定无波的国家状态，为此要极力消灭一切会引来社会波动的因素。

明白了这一点，再去解读朱元璋，便会理解他建国后的所有行为——基本上，朱元璋的治国之道，便是左手消灭贪官污吏，右手着力打击富商和贸易，并终身致力于，让所有人都按照他分配的角色，一辈接一辈的不要改变。

他并不是想创造一个均贫富的理想国度，他的所作仍然是为了自己的江山可以千秋万代。因为对读书人的鄙夷，和对自己白手起家、建立偌大帝国的骄傲，朱元璋完全不理会别人的意见，坚持按自己的经验，构建他的帝国——他相信当社会出现大幅度的贫富分化，大量的小农将失去家园和土地，也就失去了厌恶社会波动的特性，最终由社会的稳定因子，变成毁灭社会的恐怖力量……曾经种过地，放过牛、当过和尚、要过饭，最终走上造反道路的朱元璋，比谁都坚信这的一点。

所以，朱元璋成了中国历史上最仇富、最歧视商人的皇帝。他认为，只有那些‘汗滴禾下土、种出粮和棉’的劳动才是劳动，而商人们整日游手好闲，从来不生产任何产品，却过着富比王侯的奢华的生活，显然，是社会的寄生虫，他们和贪官一起，是造成贫富悬殊的罪恶源泉，必须要从自己的国度中清除。

所以朱元璋认为从事商业活动是非法的，不承认商人的身份……在户口制度空前变态的明初，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独特的户籍，当兵的一辈子都是军户，当匠人的是匠户，还有民户、灶户、铺户、酒户、医户、菜户，就连妓女、龟公都有个乐户，但商人们却没有自己的户口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被帝国政府无视……但个人的力量想要改变社会规律是不可能的，哪怕强如朱元璋，也不可能扼杀社会的需求……这在明初时尚不明显，因为当时国家十室九空、赤贫如洗，增加人口、恢复生产才是最主要的，对商业需求在历史的最低点；但经过几十年的复苏，随着经济的恢复，以及强势皇帝的入土，商业再一次兴盛发展起来，但悲哀的，大明并不能像前朝那样从中获益——太祖不承认商业，商业税自然无从谈起，这种会深刻影响社会的东西，如果没有借助开国时天翻地覆、任君勾画的朝气制定下来，想在后来加上，往往就千难万难了。

因为商人们早就依托各种户籍，从事经营活动，且因为国家不能对他们的正常经营提供保护，便只能托庇于地主豪强，官员贵胄，早与他们结成了利益共同体，朝廷想收商税，无异于虎口夺食，得先斗得过那满山的老虎才行……且因为朱元璋的愚蠢态度，让反对商税的官员，有了祖宗法度这面无敌神盾，谁也攻不破，谁也奈何不得。

朝廷不能因东南的繁荣而强大，东南的繁荣也对那些长期处于贫困、灾难的省份没什么帮助，所以在抗倭胜利之后，朝中大人们便把目光从江南移开，不再理会那里发生的事情……其实还有些不可告人的因素，比如说官员们大都是南方人，不想让朝廷打南方的主意之类。总之，在这个割裂的帝国中，政治中心在北方，经济中心却在南方，这样两不相闻的发展下去也挺好……沈默一直这样想着，至少在南方彻底壮大起来之前，都不要出乱子。

但现在，两者相交了，强大的北方政治，轻易的撕毁了他辛苦建立起来的南方秩序，一切都可能倒退回原点，难道在这个时代，想做些改变，就这么难？

（未完待续）